今年，我在喜马拉雅音频平台上讲述了改革开放40年。我最近谈到了2002年。 今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汇金公司，领导几家主要国有商业银行的重组和上市。 2019年，根据一级资本排名，在全球1000强银行中，中国银行位居前四。 如果没有2002年启动的国有银行改革，这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的背景是，1999年国有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后，工农钟健四大支行的不良贷款存量仍然很高。 截至2002年底，四大银行不良贷款率为26.12%，按五类(正常、关注、二级、可疑、亏损，后三类为不良)平均资本充足率为4.27% 为此，中央政府决心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结束前，通过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彻底解决国有银行问题。

Do 金融，一定要了解大的政策方向 到目前为止，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召开了五次:1997年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国有银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并对金融业务进行单独监管。此后，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相继成立。

2002年第二次会议成立了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银监会于2003年成立。

2007年第三次会议全面开展国家开发银行“自我管理、自我融资、自我承担风险”的商业改革，重点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例；

2012年第四次会议提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避免金融金融风险相互传递；

2017年第五次会议强调，金融应围绕三项任务: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应回归源头，加强监管，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 在过去两年中，金融次整改都与本次会议设定的基调有关。

就像股票市场有一个周期一样，整个金融行业也在发展与监管、创新与治理的双重作用下，向前涌动，向后倒退。 债权、股权、杠杆、信用、估值、风险和流动性就像音符，带着无限的欢乐和悲伤。这一课永远不会结束。踏错节拍的人轻轻摔跤，踏错节拍的人坠入深渊。

历史是今天的镜子 最近，我阅读了上海近代金融行业的历史资料，了解了一些有关中国最早股票市场的信息。我觉得天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我想在这里和你分享。

对中国来说，股份公司、股票和股票市场都是外国产品

鸦片战争后，上海于1843年开放港口，并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和贸易港口。 一些外商根据“欧洲和西方规则”发行股票在这里筹集资金 1862年，《上海新报》曾登广告说有人会卖股票。 1869年，上海成立了第一家专门从事股票外国公司贸易的外国公司。

19世纪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有了自己的股份制企业，如1872年成立的航运投资促进局和1878年成立的开平煤矿。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上海的股票主要是外国公司的股票。中国人一开始并不熟悉股票，他们“认为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并且“没有前进就不敢赢得冠军” 1864年，上海大营紫莱消防公司发行了0.10140052亿股，分为500股，只认购了224股。 当时，除了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之外，投资者主要是外国公司的买办和与外商做生意的中国人。

1866年，上海爆发了第一场金融风暴。股票和房地产市场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股市风暴源于美国内战的结束 战争期间，棉花供应短缺。棉花价格从每磅2便士涨到7便士。外商从中国北方追逐棉花。 英国汇川、丽华、李生等银行已在上海和香港设立分行，经营国际外汇业务，开展外汇投机。 由于利润高，联合利华银行的市值从010英镑升至140010英镑，面值为10英镑。 然而，内战后，棉花需求骤降，棉花价格暴跌。很多钱去了水漂。

房地产市场风暴是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结束 战争期间许多藏在上海的人回到了他们的原籍。特许人口减少，土地价格下降，租金下降，新房子空建成，一些开发商破产，码头、煤气厂、砖窑、锯木厂和俱乐部等一些房地产支持行业关闭。

在1866年的金融风暴中，上海的11家外资银行关闭了6家 联合利华银行的股价从25英镑下跌到2英镑，最终收盘。

上海的股票热始于19世纪80年代初。 富人不仅购买“普通商人，只要多一点钱，也愿意购买股票并从中获利。” 1881年，外国投资者成立了上海供水公司，该公司在发行股票时供不应求。 原因之一是早期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盈利效应。 例如，面值为200两的保险股票“保护家庭”，1875年的股息为每股60两。 1874年下半年，齐杨昌紫江保险公司支付股息股票，“每百两银子75两” 因此，“自从每家新公司成立以来，成百上千的人都在争夺股份，这是一种福气。”

1882年，上海股市被招商局主导 面值为100两，股价在1876年跌至最低时的40-50两，在1882年达到最高时的260两。 招商局有着坚实的基础。固定资产总值从1873年的63万两增加到1881年的322万两。它的利润从1873-1874年的8万两增加到1880-1881年的29万两。

对于这次牛市，上海的《申报》曾将其描述为“一个人的方式，一个人的国家是疯狂的” “任何股票，都会有人购买；股票的所有销售将在几天内完成。” 牛市得到了某些公司基本面的支撑，但基本面远不足以让市场如此火爆，因为像招商局航运(China Merchants Shipping)和开平煤矿这样业绩稳定的公司很少，而且大部分都处于初创期。

牛市主要由资本支撑 一是买办阶层几十年来积累了巨额财富；另一个原因是，一部分地主阶级因为害怕农民起义而停止购买土地，希望在城市中寻找投资机会，再加上资金掌握在新官僚和商人手中，这些人拥有充足的流动性。看到购买股票有利可图，他们纷纷涌入。 资金越多，股票就越少(市场上只有30多个)，供过于求，价格暴涨，催生了“交易繁荣”，即“购买股票的初衷不是在新月满月后开始工作，股票持有者在股息账户中会有盈余”。 他的心只希望股票价格急剧上涨，利用当前的形势或者卖掉这支股票，以低价转向其他股票，然后等待它上涨。"

自1882年6月9日以来，《申报》每天都有专栏报道股票市场状况 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报价版”。 1882年10月24日，由中国商人创办的专业从事股票交易和抵押的上海平准股票公司成立。 该公司交易中上市的股票的市场价格始于10月27日《申报》，直到1883年4月12日才停止。 这时，平整公司关闭了 为什么

平顺公司关门了？因为在1883年，上海经历了另一场金融风暴。

暴风雨是怎么来的？借用法国克莱门特·朱格拉斯的一句名言，“萧条的唯一原因是繁荣。” “

1881-1882年牛市吸引了大量资金，投资者也承诺股票筹集资金并再次开火，继续推高股价。 然而，在1883年初，由于中法战争的阴云密布，外国银行和山西银行从银行提取了短期资金。个人储户也相继兑现。银行还迫使贷款人结清账户。许多人匆忙放弃他们的股份。 高于股价的资金失去支撑，崩溃

1883年的骚乱也被称为“亏损账户骚乱” 债务是“无法偿还的债务”，即银行、银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贷款无法收回。 还有一些银行以“倾销账户”为借口，故意关闭并提取资金。

账户亏损的浪潮首先从汉口开始，蔓延到南昌、北京和上海，并蔓延到股市，报道风声鹤唳。招商局从每股230两降至34两。开平矿务局从每股300多两降至29两。许多筹集资金炒股的人损失了钱，许多抽走营运资金炒股的公司倒闭了 1883年初，金甲吉丝绸店倒闭，欠40家银行56万银元，银行也相继倒闭。胡雪岩的富康雪银行破产，损失了1000万两银子。随着法国军队威胁进攻上海，房地产泡沫破裂，上海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徐润破产，损失342万银，导致22家银行倒闭。

1883年初，上海有78家银行。到年底，只剩下10家银行了。

金融历史学家的一项研究指出，1883年中国账户崩溃的第一个原因是清政府有大量利卡，利津(营业税)太重，导致物价飞涨和商品销售疲软。二是银行机制的缺陷，银行资本薄弱，贷款马虎，只有信用贷款，没有抵押贷款等；第三，还有公司治理问题。当时，企业可以获得清政府颁发的许可证，成立一家公司，发行股票，如果发现一两个地方官员带头，并有监督企业的官员的名字，就可以上市。 一些不具备必要条件的公司以这种方式上市，一些旨在骗钱的公司也很受欢迎。 这可能是最早的“登记制度” 然而，中法战争的压力只是压垮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

19世纪90年代后，上海股市略有回升，但未能达到1882年的水平。

1891年，外商在上海成立了证券经纪人协会上海股票经纪人协会，1905年，他们成立了上海公共部门协会(Shanghai Public Sector Association)，并将其纳入其中从事证券和商品交易，重点是外国企业股票和rubber 股票。 橡胶股票先是飙升，然后在1910年7月暴跌，导致灾难性的股市崩盘，影响了四川保路运动和1911年武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 许多学者甚至将其描述为“一场股票崩盘终结了清朝”

20世纪初，汽车工业崛起。福特公司在1908年推出的T型车使汽车进入了大众市场。 制造轮胎的橡胶很快成为市场的宠儿。1909年，伦敦的橡胶价格比1908年高出五倍。 许多外商和银行买办去东南亚种植橡胶，并在上海筹集资金。东南亚大约三分之一的橡胶企业在上海上市。在最疯狂的1910年6月，30种新橡胶股票上市交易，共筹得1352万两白银。

在许多橡胶公司中，英国迈边于1903年在上海创立的朗凯特是最具异国情调的一家。 这家公司声称在东南亚种植橡树、挖煤、开采石油、砍伐木材并赚很多钱。事实上，它的业务非常薄弱。然而，为了吸引投资者购买，它每三个月支付股息，并制定一个发展计划，表示年股息可达45% 朗凯特的面值是100盾(约60两银子)，1910年3月升至1600多两。 今年春天，上海几乎所有的橡胶股票都翻了一番，当地和海外的富人都在努力向前推进。许多银行和票号通过全国性网络吸收资金，为投资者筹集资金。他们还参与股票投机，共同推高股价。没有最高的价格，只有更高的价格。

如果汽车是20世纪初的高科技象征，那么1910年的橡胶股票是股票市场上最早的科学概念。 一家名为科塔·巴罗伊橡胶财产公司的公司发行了新股。大量的人在购买前的午夜排队，而最初的股票购买目标在一小时内就用完了。

由于橡胶价格上涨过高，美国下令限制橡胶的使用。伦敦橡胶交易所的国际价格暴跌，以橡胶板块为主导的上海股市泡沫迅速破裂 朗凯特的创始人马比安也失踪了

1910年7月，由于股票的亏损，上海八大银行的郑源、赵康和钱雨倒闭，引发了整个金融行业的倒闭潮。 森源、元丰、惠达、协达、金达等银行相继倒闭。 10月8日，所谓的“货币银行”冯润及其在各城市的分号的源头关闭，损失了2000多万公共和私人资金，另一家大银行——宜山元银行也倒闭了。危机蔓延到宁波、福州、天津、北京、武汉和广州。许多银行受到牵连，引发了第二波关闭。

1910年7月股市崩盘期间，郑源、赵康和于谦三家银行倒闭，其主要资本来自川汉铁路公司。 这引发了一场更大的危机。

1894年抗日战争失败后，清政府把铁路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从1903年到1907年，先后在15个省成立了18家铁路公司，其中最大的是粤汉铁路公司和川汉铁路公司。 川汉铁路公司成立于1904年，由四川省省长锡良倡议，旨在建设一条成都至汉口的铁路。 吸收了一些私人资本后，它成了政府和企业的合资企业。1907年，政府退出，成为一家纯粹的私营股份制公司，迫使7000万四川人入股该公司。随着“农田加税”的方法，人们变成了原来的股东。

然而，川汉铁路建设并不顺利。 首先，湖北不同意四川人在湖北修路，经过谈判达成妥协。 川汉公司改为民营后，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其中一人，史官之，曾是广州市的省长，1908年被任命为川汉铁路公司的财政总收入和上海办事处基金管理人。 他的任务是管理一些基金并获得“适当的回报”。 正是这位“首席财务官”通过郑源、赵康和于谦银行将川汉铁路公司筹集的1400万两白银中的352万两投资到橡胶股票，最终亏损空近300万两。

股市遭受了巨大损失。川汉铁路公司在掩盖消息时不敢说出来。这原本是一件自己造成的事情。 但在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要做一件大事，那就是“将铁路干线国有化”，并强行接管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作为“国有” 法院的理由是，川汉铁路公司从1907年起就没有改善为由当地人经营(该铁路于1910年7月在宜昌正式铺设，1911年5月修建了17.5公里的火车，只能运送物资)。此外，今后省级铁路将不得不相互连接，仅依靠当地人民很难相互连接。因此，有必要国有化并做出总体安排。川汉铁路和广汉铁路被用作抵押品，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辛迪加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以建立国家铁路网。

 
川汉铁路开工仪式

川汉铁路管理层看到政府采取了重要举措，向政府提出赔偿损失空，但政府明确拒绝赔偿 清政府的收购补偿计划是以清铁路公司股份的形式补偿川汉铁路公司的现有资产，而不是寻找任何黄金。 川汉铁路的管理层于是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号，指责清政府把川汉铁路卖给外国势力是一种叛国行为。 这一指控迅速生效。1911年6月，“四川省道路保护同志协会”成立。从八月到九月，四川省各地都发生了罢工，以抵制税收和捐赠。著名的“道路保护运动”全面展开。

当时四川的省长是赵尔丰。1911年9月，他下令逮捕“道路保护运动”的几名领导人，这引发了群众为显要人物参观总督官邸。 赵二丰认为这是一场蓄意的叛乱，下令开枪，造成32人死亡。 四川各地组织“同志军”进一步抗议。在孙中山联盟的影响下，他们相继宣布独立，并发动了武装暴乱。 清政府命令清军从武昌出发，平息四川的混乱。武昌部队空是空的 1911年10月10日，一支留在武昌的新军发起了“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整个国家都作出了回应。四个月后，清朝崩溃了。

对于从1860年到1910年的股票市场历史，金融历史学家已经做了许多总结。 例如，不平等条约剥夺了清政府监督外国金融机构的权力。这个国家的银行对外国公司高度依赖和投机。橡胶股票市场灾难的幕后操纵及其驱动力是外国公司的资本。

清政府也试图监管金融市场，但其开户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实力不足以发挥监管作用。 清政府直到崩溃才建立自己的证券交易所，也没有设立《证券交易法》来限制外国证券交易所。

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章 然而，回顾历史仍然可以为现实和未来提供一些指导。 金融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系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系统。 如果金融资源的供给不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和公共福利，就会误入歧途。

金融不仅是一种制度、信用、风力控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 股票市场在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作用，但如果泡沫被填满，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它最终将成为一场灾难。

梁启超说股市是“泡沫”，“当它达到顶峰时，它就要消散” 他在1910年写道，“中国人不擅长模仿公司的名字，也不测试公司的真实情况”。也就是说，中国人涌入仅仅是因为公司的名字很好，通常不会考虑公司的现实。

绅士不会站在危险的墙下 这种教训始于一个半世纪前，但今天不能说它真的解决了。